編者按:市場始終存在壟斷,也從不缺乏多元化的競爭,在關乎民生的石油行業(yè),關注和博弈從未間斷。以國企為主導的石油市場有人贊同其發(fā)展模式,也有反對的聲音,但國家對于原油和成品油市場的放開和改革的推進并未停滯,石油行業(yè)產業(yè)鏈上下游不乏活躍的民企的身影。促進民資“新36條”發(fā)布后,近期在國務院會議上強調的“盡快在石油、鐵路等領域向民資推出一批項目”和李克強總理在達沃斯論壇上指出的“金融石油等領域放寬市場準入”的訊號,是否為石油民企帶來了春天?
2013年9月6日,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,聽取民間投資政策落實情況第三方評估匯報,研究部署有效落實引導民間投資激發(fā)活力健康發(fā)展的措施。指出盡快在石油、鐵路等領域向民資推出一批項目。
隨著中央對民間資本不斷釋放出的利好信號來看,以石油領域為主的民間投資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(zhàn)。
9月11日,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又在2013夏季達沃斯論壇開幕式上表示,在金融、石油、電力、鐵路、電信、能源開發(fā)、公用事業(yè)、服務業(yè)等領域放寬市場準入。這將進一步給市場帶來機會,尤其是金融和能源等行業(yè)。
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趙錫軍認為,民間投資增加意味著中小企業(yè)的發(fā)展,加大民資準入力度將激發(fā)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。但從整個石油產業(yè)鏈國企民企的市場份額比例來看,要想推出項目,還需要依照民企自身的綜合實力量身定做。
地煉重燃希望
卓創(chuàng)資訊原油高級編輯高健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,民企的進入勢必會讓國內原油市場引入競爭機制,讓市場更為活躍。一旦民企進入, 那么下游產品及成品油定價也將逐步市場化。
“若國內原油市場放開的話,短期來看,民企大量進入石油開采和管道建設的可能性不大,畢竟需要投入巨資,而且需要相應的技術配備。以目前國內油品市場現狀來看,原油市場一旦放開,因地煉受原料問題困擾多年,民企尤其是地煉會首先在原油進口上投入較大力量”,高健說道。
有專家稱,此次政策的利好可以使地方煉廠重燃希望火花,極大程度地激發(fā)民營煉化企業(yè)潛能,增加其對政府的信心,也增強政府的公信力。
有數據顯示,大型地方煉化企業(yè)的年煉油能力已達到全國煉油能力的四分之一以上,并迅速發(fā)展成為區(qū)域經濟發(fā)展的重要支柱。
民企進入需量體裁衣
據資料顯示,目前的油氣行業(yè)中,少數幾家大企業(yè)有優(yōu)勢,主要集中在上游。上游勘探、開采主要有三大油企加延長石油四家公司,也有外資和民營資本參與。中游管道上,天然氣骨干網在三大油企,此外,眾多管道在民企、外資以及地方國企手上。
下游情況比較復雜。煉油,中國原油加工能力不到6億噸,中石油中石化占70%左右,剩下的30%由上千家民營企業(yè)構成。在化工方面,參與企業(yè)更多,中央企業(yè)不占主體。銷售是高度分散的,零售企業(yè)全國有十萬家,中石油中石化的比例較高,其他較為分散。批發(fā)企業(yè),全國有2500多家,中石油中石化占到三分之二。倉儲企業(yè),全國有300多家,中石油中石化占到五分之二。
此前,業(yè)內期盼原油進口權的放開以民企為主。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競爭力研究部部長許保利認為,原油進口權的放開并不意味著石油價格的下降。價格管制也不會因為民企的進入而消除。此外,放開原油開采權并不會成為政策之選。
國企掌握先進的勘探和開采技術,個別民企雖具備先進技術,但畢竟未成氣候,這一方面對民企準入的門檻相當高。而前期的勘探和開采技術又需要大量的資金儲備,風險甚大,民企在自身發(fā)展的同時必須有承擔風險的能力和意識。
一些民營企業(yè)家擔心與大型國企競爭時仍會受到不公正對待。山東一家成品油企業(yè)負責人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:“像石油這些大型的能源項目,其實民企很難參與進來。對于有資金和技術風險的項目就更不可能。而能拿到的項目,大多數又是不具備實施條件的,民企發(fā)展還是有諸多掣肘”。
對于民間投資的種種擔憂,有專家認為,有關部門應當提供更長效、更細致的制度保障,提升投資者安全感。長江學者、遼寧大學教授林木西指出,改變民間投資的“玻璃門”、“彈簧門”、“旋轉門”,實際上就是一場觸及利益的改革,只有通過更多的改革來限制一些以國企名義出現的壟斷利益群體,民間資本才能獲得更多的發(fā)展空間。
“推出的項目在什么范圍內設置試點,項目具體發(fā)展規(guī)劃是什么,如何為民間投資進行技術和資金支持,市場開放后監(jiān)管力度都應當在政策中加以明確。要想我們民企長期立足,配套政策細則就一定得落到實處,不然我們很容易在迎難而上的過程中被擊退”,上述山東民企負責人說道。
一位不愿具名的業(yè)內人士對《中國能源報》記者表示,雖然“新36條”擴大了民間資本的投資領域,但由于政府有關部門觀念未扭轉、政策的細則執(zhí)行不到位,并未能激活民間資本!懊衿笈c國企相比,在自身的經濟實力和抗風險能力等方面存在弱勢。若企業(yè)積極響應而產生一哄而上的情況,由此引發(fā)的政策配套細則不到位和市場管理不當也會引起市場混亂”,高健補充道。
2005年
制訂“非公經濟36條”。
2010年
繼“舊36條”發(fā)布后,再次發(fā)布《國務院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(fā)展的若干意見》,被稱作“新36條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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